青年夜校，上新了！
2025-11-30 04:50 2,927次浏览「附近的公立託育機構早就招滿了，家裡老人年紀也大了，實在沒辦法，我只能辭職在家帶娃。」全職媽媽胡女士無奈地說。 家住上海的張女士，則正為託育費用犯愁：「問了幾家民辦託育機構，費用太高，我們負擔不起，也不太放心。」 家長們的這些困擾並非個例。《國務院關於推進託育服務工作情況的報告》顯示，超過三成的3歲以下嬰幼兒家庭有送託需求，但受行業發展階段、服務價格等多重因素影響，目前全國實際入託率僅為7.86%。 如何進一步補短板、優服務，讓有需求的家庭既能「託得起」，也能「託得好」「放心託」，已成為繞不過的民生課題。 政策發力，多管齊下降低託育成本 當前，多數城市的託育服務仍以民辦機構為主。據統計，2023年全國民辦託育機構佔比達89.5%，但其居高不下的收費讓不少家庭望而卻步。記者通過平臺查詢發現，一線城市如北京，託育機構月均收費多在4000-8000元，個別機構可達12000元；省會城市如安徽合肥，收費為3000-6000元；即便是非省會地級市如湖南株洲，費用也達2000-4000元。這對許多家庭而言，都是不小的負擔。 高收費背後，是民辦託育機構的運營困境：房租、人工等成本需自主承擔，普遍面臨前期投入大、投資回收周期長、抗風險能力弱等問題。 化解「託不起」難題，離不開政策引導。2024年10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若干措施》，明確各地要統籌中央預算內投資、地方政府專項債等渠道資金，開展託育綜合服務中心和公辦託育服務網絡建設；積極推行公建民營模式，支持社會力量參與提供普惠、多元、優質託育服務等。 據國家衛健委統計，目前全國超半數省份已將發展託育服務作為本地民生實事項目，1315個縣(市、區)出臺了託育機構建設補貼、運營補貼、發放消費券等措施，旨在降低託育服務價格。 而生育支持政策的協同效應也正逐步顯現，在為託育機構減負的同時，也為家庭育兒降壓。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明確，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3周歲以下嬰幼兒，直至其年滿3周歲每孩每年可得3600元補貼。此外，國家將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子女教育費用納入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2023年已將扣除標準從每個子女每月1000元提高到2000元。 從育兒補貼的發放到生育津貼的標準提升，從託育服務的政策傾斜到稅收減免的實際落地，多層次的支持政策正織密家庭育兒的保障網絡。目前，多地已通過動態調整補貼額度、擴大政策覆蓋範圍等方式，讓經濟支持更貼合家庭實際需求。 專業賦能，人才培育提升託育質量 發展託育服務，要讓孩子「託得好」，人才是核心支撐。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底，我國託育服務全職從業人員約112.4萬人，其中保育人員約56.6萬人，佔比達50.4%。當前，從業人員的數量缺口與質量仍是制約託育服務行業發展的短板。 「我們的工作工資低、責任重，一天從早忙到晚，付出專業努力卻被簡單歸為『看孩子』。」保育員小邱的無奈，折射出託育從業人員普遍面臨的多重困境：薪資待遇偏低、職業發展路徑模糊、社會認同感不足。 針對託育服務行業「招人難」「育人難」的痛點，各地正積極施策，著力培養專業託育人才，推動行業規範發展。 以上海為例，當地依託職業院校和開放大學，強化對育嬰員、保育師等從業人員的職前職後培訓，符合條件者取得職業技能等級證書後，可按規定申請補貼；北京則鼓勵院校學生及從業人員考取託育服務相關職業技能等級證書，將符合條件的專業技術人才納入職稱評審範圍，既幫助從業人員提升就業能力、拓寬發展渠道，也為行業規範化發展注入動力。 託育人才隊伍建設的強化，離不開多部門的協同發力。據國家衛健委有關負責人透露，教育部已在中職、高職專科、職業本科等三個職業教育階段增設嬰幼兒託育相關專業；人社部發布了保育師、育嬰員、嬰幼兒發展引導員等國家職業技能標準，並積極落實職業培訓補貼等政策；全國總工會、國家衛健委、全國婦聯組織開展全國託育職業技能競賽，推動託育服務隊伍綜合素質與業務能力的提升。 從地方探索到國家層面的制度設計，一系列舉措正在為託育人才隊伍建設築牢根基。隨著政策紅利的持續釋放、職業發展通道的不斷暢通，託育行業有望吸引更多優秀人才加入，逐步破解「人難招、才難留」的困局。未來，當專業化、規範化的託育人才成為行業主力，不僅能讓每個孩子獲得有質量的照護，更能為千萬家庭解除後顧之憂。 法治護航，立法+落實織密託育安全網 家長對託育服務的期望，不僅是「託得起」「託得好」，更要「託得放心」。這一訴求的背後，是對嬰幼兒健康成長的關切。而當前，託育機構的規範和監管仍待加強——全國託育機構備案率僅42%，部分機構因缺乏約束未按規定備案，潛藏衛生、安全等風險。 浙江溫州某託育機構因未備案擅自開展服務被處罰；江西撫州一家託育機構雖辦理了營業執照，但並未在衛生健康主管部門備案，也未取得合格衛生評估報告，被當地有關部門責令整改；廣東惠州某託育中心未向衛生健康部門備案擅自營業，被執法人員現場責令改正，同時被處以行政處罰……這些案例暴露出的漏洞，與家長對託育服務的信任期待形成鮮明對比。 為構建讓家長放心的託育服務體系，相關政策法規正加快完善。國家衛健委、國家發改委等七部門聯合印發《關於加快推進普惠託育服務體系建設的意見》，明確將託育服務機構納入地方公共安全重點保障範圍，加強對託育服務機構監管，落實消防、食品等安全管理規範要求。在立法層面，制定託育服務法已列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並確定由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牽頭起草，通過多地調研、座談等形式，廣泛吸納民意，確保法律制定充分回應現實需求。 在法治框架逐步完善的同時，各地也在探索創新監管方式。浙江杭州全市範圍內的普惠性託育機構均啟用人臉識別智能設備，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山東濟南打造「泉心託」託育惠民工程，規定所有「泉心託」家庭託育點在開辦前必須嚴格履行備案流程，用對公資金監管帳戶收款，監控錄像必須存儲90天可查，推進家庭託育點標準化、規範化建設。 從政策法規的逐步完善到地方實踐的多元創新，我國託育服務工作已初見成效。面向未來，託育服務的優化仍需凝聚多方合力。《關於加快推進普惠託育服務體系建設的意見》提出明確目標：2025年，實現每千人口擁有3歲以下嬰幼兒託位數4.5個，新增普惠性託位66萬個；2030年，普惠託育服務體系基本建立，支持保障政策基本健全，公建託位數量明顯增加，託育服務能力和質量顯著提升，家庭託育成本有效降低，基本滿足群眾普惠託育服務需求。隨著這些目標的實現，將有望讓更多家庭告別託育之憂。(薄晨棣、實習生 姜佳曄)
「抓我當天就得放」，對未成年人犯罪，如何做到「寬容不縱容」？ 未成年人犯罪情況牽動著全社會的關注。近年來，每當低齡、惡性、暴力犯罪出現，關於「法律該不該嚴懲罪錯少年？」「未成年人保護原則與打擊犯罪的刑罰目標該如何權衡？」等一系列公共討論，總能掀起一輪又一輪的輿論聲浪。 這背後透視出，社會大眾對少年司法的根本理念還未能達成。就連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法院少年法庭法官秦碩，也是在經歷了懷疑的迷霧後，才獲得了內心的確認。 少年搶劫： 並非缺錢 而是為了「證明自己」 秦碩接手的第一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是高中生佳佳(化名)進入一所大學校園裡持刀搶劫。在起訴前，佳佳已被取保候審。如此嚴重的犯罪行為，卻因為未成年人身份而即將採取相對溫和的強制措施，新任少年法庭法官秦碩對此持懷疑態度。 在成為少年法庭法官之前，秦碩已經有了十多年的刑事審判經驗，對於嚴重的暴力性犯罪，在量刑時必須嚴格把控從輕、減輕的量刑幅度。然而，看見這個持刀搶劫的少年後，秦碩困惑了。 秦碩回憶起與佳佳見面時的場景：「他一進來，白襯衫、淺色牛仔褲、白運動鞋，高高瘦瘦。當時你就會發現，這是個搶劫犯？這不可能，他能搶誰？」 17歲的佳佳如實供述了自己搶劫的行為。佳佳說，他搶劫不是因為缺錢，而是為了證明自己。 有一天佳佳回家正在看電視。媽媽對他說：「別看了，馬上高考了。高考完你就18歲了，18歲以後沒人養你，你得靠自己。」 就因為這句話，當天晚上，佳佳從家裡廚房拿了把刀，找到離他家最近的一所大學，在樹蔭裡等著。有個大學生路過，他拿著刀走過去說：「你給我200元錢，把手機留下。」他說，自己想證明給媽媽看，不好好學習也能活著。他還認為，只要不傷害對方，就不構成犯罪。 佳佳的犯罪動機乍聽上去令人哭笑不得，但與公眾直覺相反，在專業人士的眼中，可以從中讀出未成年人犯罪有別於成年人犯罪、應該予以特殊處置的內在邏輯。 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少年司法專委會主任宋英輝分析，這正是未成年人犯罪的特點，不計後果，用很極端的手段。 未成年人正處於一個充滿變化和成長的階段，他們不僅尚未成熟、自控力較弱，而且其行為極易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 宋英輝：未成年人司法更多考慮的是，未成年人未來如何更好地融入社會，成為一個正常的社會的人。 宋英輝對比了多個國家的相關研究，結果顯示，若以成年人的刑罰標準來處理未成年人，並以增進公共安全為目的，將他們送入監獄進行改造，通常會導致他們出獄後的再犯率與預期相悖。 正因如此，我國刑事領域對待未成年人的違法犯罪行為秉承的原則是「教育為主、懲罰為輔」，讓罪錯未成年人得到有效矯治，回歸社會，不再危害社會，是減少被害人和對社會公共利益最好的保護，也是少年法庭對待每一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基本理念。 在秦碩的回憶中，她本是抱著將持刀搶劫少年收監的想法出發，卻在深入調查了解時發現，在老師和同學們的評價中，佳佳不僅從來沒有劣跡行為，還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學生，甚至幾名受害大學生了解了前因後果，都寫了聯名信，希望秦碩能從輕處罰這個小朋友，再給他一次機會。 如何「寬容而不縱容」？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長蔡金芳講述，未成年犯罪有一個特點，好多人屬於二進宮、三進宮，重複犯罪，他們當時出現一種趨勢就是犯罪低齡化、手段成人化。 在這種情況下，上海長寧法院的法官感覺到，如果和以往一樣，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成年人一樣的話，可能不利於根治未成年人犯罪。 1984年10月，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的一名法官與兩位人民陪審員共同組成專門審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合議庭，將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與普通刑事案件分離，探索適合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的審理方式，注重犯罪原因的調查和教育疏導。這一改革，標誌著新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少年法庭的誕生。 緊隨其後，全國各地少年法庭、少年審判機構探索啟航。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法院也是探索的先行者。 區別於成人法庭威嚴的壓迫感，海澱法院少年法庭的U型法臺讓法官、公訴人、辯護人等圍坐在U型內部，未成年被告人坐在U型開口的一側，形成一種環抱的姿態。這是自上世紀90年代初，就沿用至今的變形法臺，也是「圓桌審判」方式的起源，如今已發展為全國推廣的標準。 在採訪中，記者了解到，在觸法涉罪未成年人中，一旦我們清楚了他們的成長背景和犯罪動機，社會公眾通常能夠理解為何法律要對他們網開一面。然而，同樣可不忽視的是，那些雖然佔比不高，但性質極為惡劣的低齡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也往往引發公眾對法律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效力的質疑。 最高人民法院通報，2021至2024年，審結已滿12周歲未滿14周歲未成年人殺人、重傷害案件4件4人，犯罪人年齡在12至13歲之間，被依法判處10至15年有期徒刑。2024年底，人民法院對未滿十四周歲邯鄲初中生殺害同學埋屍案主犯依法頂格判處無期徒刑。 「訓誡幫教」 能否攔住滑向犯罪的「熊孩子」？ 17歲的子奇(化名)，因在某飯店打架鬥毆，造成人員傷害被警方抓獲。 子奇是未成年人，且監護人不在北京，按照北京市公安局辦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執法流程，在來的路上，司法社工雷曉桐已做好準備，從子奇被帶進辦案中心開始，作為合適成年人，以臨時監護人角色，全流程陪同他完成案件辦理。 根據民警的前期調查和現場視頻監控記錄，子奇的行為已經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但他拒不承認打傷了人，還覺得自己被抓實在冤枉。 按照分級幹預的行為劃分，子奇輟學、飲酒的行為已經越過了不良行為、嚴重不良行為，毆打他人已經升級到了違法的階段。按照相關法律規定，子奇的違法行為較輕，不用執行拘留措施。 看著子奇在審訊室裡不以為然，北京市公安局海澱分局未成年人案件審查中隊原中隊長李洋和同事們知道這個孩子並未意識到，他距離犯罪觸刑僅一步之遙。 子奇在審訊室呈現出的心態並不特殊，甚至可以說很普遍。與成年人案件辦理時需要更多展現出法律的威嚴不同，這些專門辦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民警在審訊時，以「不施壓、不逼問、不強攻，重交流、重感化、重疏導」作為工作要求。而觸法涉罪少年們通常有他們的應對。 2019年，北京市公安局開啟「訓誡幫教」試點，目標人群正是那些因不予處罰、肆無忌憚、反覆出現在公安執法視線中的問題少年。 子奇的案件走完不予處罰流程後，在這個專門設置的訓誡室裡，由司法社工陪同，民警對他進行了專門的訓誡教育，強調法律的嚴肅性。 這個被稱為「犯罪臨界預防機制」的訓誡措施，探索之初，只針對治安不予處罰的未成年人進行，如今，已經涵蓋所有未成年人觸法不予處罰的案件。訓誡，只是制度第一環節，被訓誡的未成年人將在司法社工的陪伴下，度過一個為期三個月至半年的幫教期。 李洋從事少年警務工作八年時間，因與太多「熊孩子」打交道，他的個人氣質都已經從「金剛怒目」轉化為「菩薩低眉」，有時候還多愁善感起來。 李洋：實際上我們現在最頭疼是14到16周歲的未成年人，這些人不觸及「八大罪」，也就是說小錯不斷、大錯不犯，他會利用自己未成年人身份去逃脫自己的罪責，會把自己罪責推到別人身上。 根據我國刑法相關規定：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僅在實施特定嚴重犯罪，如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姦、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罪的「八大罪」時才承擔刑事責任。 小敏(化名)第一次坐在審訊室李洋的對面時，年僅15歲，但她此前在各個區縣留下尋釁滋事、毆打他人的治安類違法前科多達20餘次。 李洋說，小敏自己很清楚，跟他說「我知道在14到16周歲，只要不觸犯『八大罪』，你們抓我當天就得放。」有一次李洋在抓獲她的時候，告訴她這個罪就叫搶劫，已經觸犯「八大罪」之一了，小敏說這叫尋釁滋事，在學校門口劫取少量財物，不叫搶劫。「後來我才發現實際上這些長期犯錯的青少年，他們開始懂法了，開始鑽法律的漏洞。」 從李洋的擔憂，可以透視當下未成年人犯罪預防與治理工作的一個顯著的痛點。 2020年12月26日，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同步完成新一輪大修，引入分級幹預的思路，將未成年人相關行為分為不良行為和嚴重不良行為兩類，嚴重不良行為又進一步細分，以便制定不同的幹預和矯治措施。 今年6月27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表決通過了新修訂的治安管理處罰法，調整了未成年人行政拘留執行條件：對於14至16周歲一年內二次以上違反治安管理的未成年人，可以依法執行拘留。同時，14至16周歲以及16至18周歲初次違反治安管理，若情節嚴重、影響惡劣的，同樣可以依法執行拘留。以往這兩類未成年人通常不執行行政拘留處罰的情況，將在未來發生改變。 未成年人的不良行為、嚴重不良行為，通常發生在公安執法程序之前，當孩子的行為出現嚴重偏差，走上犯罪道路，背後往往存在一個出現了「問題」的家庭。2022年1月，家庭教育促進法施行後，公檢法各部門都在探索辦理未成年人案件過程中，對家庭教育問題的關照辦法。 本文來源：央視新聞微信公眾號(ID：cctvnewscenter)綜合《新聞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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