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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1-30 07:11 1,359次浏览當海河晨霧散去，天津古文化街的青磚黛瓦間，「何以中國·和合共生」網絡主題宣傳活動在此啟幕。 這場以天津為窗口、以青年為主角的文化盛宴，是一次地域特色的集中展示，也是一把解碼中華文明「和合」基因的鑰匙。 從津沽大地望向神州萬裡，我們看到的是一座城市的開放胸襟，更是一個民族的文化自信。 河海交匯處，藏著中華文化的密碼 天津的獨特，在於它自身就是一部「和合」的教科書。 九河下梢的地理位置，讓它成為南北文化交融的「活水碼頭」；近代開埠的歷史際遇，又讓它成為中西文明對話的「前沿客廳」。五大道的小洋樓與古文化街的牌坊相映成趣，相聲茶館的「包袱」與濱海新區的科創標語隔空呼應。 在這裡，吃煎餅果子配咖啡，聽相聲用VR眼鏡，這種「混搭」非但不顯突兀，反而生發出獨特的文化張力。 這種交融，也並非天津獨有。 從長安古道的胡漢交融，到泉州港的萬商雲集，中華文明五千年生生不息，正因其始終以「和合」為底色。楊柳青年畫變身潮玩、大沽炮臺遺址旁崛起生態公園……最鮮活的市井煙火，詮釋的正是「和合共生」的普遍意義。 「文化轉譯」，讓傳統活在當下 值得關注的是，此次活動的主角是青年。他們用短視頻拆解相聲的「捧逗哲學」，用AR技術復原漕運盛景，甚至將「泥人張」彩塑做成盲盒。 這些看似「腦洞大開」的嘗試，實則是年輕一代對傳統文化的「深情告白」。青年們正在用他們的語言重構文化敘事：傳統不再是教科書裡的鉛字，而是可觸摸、可互動、可再創作的生活符號。 這種「青春派」傳承，是全國性的文化覺醒。無論是故宮文創的「出圈」，還是河南衛視「中國節日」系列的火爆，都證明，傳統文化從不缺「知音」，缺的是符合當代審美的表達方式。保護文化遺產，不能止於博物館的玻璃展櫃，而要讓它們走進街頭巷尾、屏幕內外，成為「日常的詩意」。 「和合共生」的中國答案：在開放中守住根脈 天津的故事，也是中國的縮影。從「一帶一路」的文明對話，到鄉村振興中的非遺活化；從《只此青綠》的舞動山水，到「數字敦煌」的永久保存……今日中國，正以前所未有的文化自覺，探尋傳統與現代的共生之道。天津的探索尤其珍貴：它既沒有因循守舊地將文化「標本化」，也未在全球化浪潮中迷失自我，而是以「河海交匯」的智慧，讓古老文脈在創新中延續。 站在古文化街的戲樓前，聽一段京韻大鼓與電子樂的跨界混搭，或許能讓我們更懂「何以中國」。答案不在故紙堆裡，而在每個普通人參與的文化實踐中；不在復刻過去的懷舊中，而在面向未來的創造裡。 既能守護千年的根與魂，又能擁抱世界的變與新。而這，正是「和合共生」最動人的答案。(文/陳一釗) 來源：閃電新聞
北京8月8日電 題：徐泓緬懷老師許倬云：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格外大 記者 楊程晨 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於當地時間8月3日在美國匹茲堡逝世。作為許倬雲任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任主任時期的學生，臺大歷史學系前主任徐泓第一時間在社交平臺發文：「我們的老師許倬雲先生走了，享年九十五歲。」 接受「東西問」專訪，徐泓回憶了不同時期與許倬雲的交往。談及家國情感的升華，徐泓坦言，許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他一方面非常愛國；一方面又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到晚年，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也是他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您最近一次和許先生見面是什麼時候？ 徐泓：大約是十年前，他回臺，在(臺灣)政治大學作講座教授，主持一個重新解釋中國歷史的研究計劃，請我幫忙參與一部分。這是我們線下見的最後一面，也是工作場合，只是簡單敘舊。 後來他身體一直不太好，不良於行，不能頻繁回來。雖很多年沒見面，但我們有郵件往來。我近期有一篇關於明代國號研究的文章，還去信諮詢過許先生的意見。 許倬雲肖像。許倬雲個人微博 記者：許先生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擔任臺大歷史學系主任，這和您在臺大歷史學系的求學時期高度重合。可以談談他對您治學等方面的影響嗎？ 徐泓：老師是30多歲從芝加哥大學返臺任教，那時剛剛拿到博士學位。1964年，他開了一門中國上古史的課，我們這些學生都去選。後來他擔任系主任、所長，一直做到1970年，他開的課我基本都去上過。 他儘量利用考古研究材料和文獻來授課，每次課分三個課時，前兩個課時會請「中央研究院」的專家來上課，考古學家李濟之(李濟)先生來講了大部分，談過很多安陽考古的事。剩下一個課時許先生會進行總結整理，並把他自己的想法講給我們。國民黨當局來臺後，封禁大陸的很多老期刊、書籍，不讓我們看，我們上課一般是聽老師講、抄筆記，許先生指導我們讀期刊論文。 臺灣過去也有人開過中國上古史，但像他這樣系統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治史，教大家寫現代的期刊論文，是沒有的。他那時還編了一本《中國上古史論文選輯》，教我們用新方法學歷史。 那些年，許先生對我的影響，還有精神層面。他不良於行，但上課不會一味坐著，有時會拄拐站起身子。後來他在臺大改裝了一輛摩託三輪車，方便行動。許先生堅韌不拔的精神讓我們很敬佩，所有的困難他都想克服，學生要幫他，他不肯。在家時，他還洗碗，即便摔了還堅持洗。 許先生一輩子就是這麼一個性格，在我看來是了不起的。更了不起的，是他的夫人(孫曼麗女士)，一輩子幫他、包容他。她和芝芝(徐泓夫人、世界史學者王芝芝)是同班同學，這也加深了一層我們的關係。 記者：1970年，許先生去了美國。之後就一直留在美國匹茲堡大學任教。在有這麼大影響力的時候卻選擇赴美，當年他做這個決定的原因是什麼？ 徐泓：這和當時臺灣教育界發生的幾件事有一定關係。首先是當了快20年臺大校長的錢思亮在1970年卸任，學校氛圍出現變化，許先生覺得自己格格不入。另外，由於「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受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一些人指責臺灣史學界被美國控制，由臺大和「中研院」合聘的許倬雲是被重點批評的對象之一。 許先生當時仍參與了臺灣很多的文化、學術方面的公共事務，到美國後也經常在《中國時報》《聯合報》上發表文章。蔣經國去世後成立的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許是創始會員之一，資助了美國多所研究機構設立中國研究教職、提拔年輕學者。許先生不僅在史學界影響大，在社會層面影響也大。 許倬雲在網絡節目《十三邀》中感慨「但悲不見九州同」。《十三邀》視頻截圖 記者：去美國後，直到去世，許先生對於兩岸關係的看法以及對大陸的觀感是否發生了變化？ 徐泓：許先生一直堅定反對「臺獨」。對大陸，許先生前後態度是有變化的。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的大陸，他跟許多從大陸去美國讀書、工作的學者接觸，也看了很多新聞，慢慢對大陸的看法改觀，後來也去香港、去大陸。 但對於中國史研究的視角問題，他一直沒變。許先生主張將中國史放入世界史視野做研究，晚年出版的《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對這一觀點有系統性闡釋，許先生要尋找世界主義的中國。這與他的老師、同鄉錢賓四(錢穆)先生等人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的態度相左。 所以，許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一方面他非常愛國；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看中國史，認為要以更大的歷史格局研究中國。到了晚年，可能是看到美國在發展過程中不斷暴露弊端，在他心中，中國、中華民族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一塊的「面積」格外大了。我想這也是他之前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許倬雲先生在江蘇無錫為自己準備的墓。受訪者供圖 另外，他在青少年時期經歷過抗日戰爭，見過中國人遭遇到的摧殘和磨難。另一位史學家何炳棣先生曾說，在抗戰中成長的中國人沒有不愛國的。我想這句話在許先生身上也是體現得淋漓盡致，尤其越到晚年對他的影響越大。許先生和何先生都是美國籍，但二人在晚年都表達過，百年之後希望將自己的墓地移回大陸老家，落葉歸根。據我所知，許先生生前已在無錫找好了墓園的地方。(完) 受訪者簡介： 徐泓。記者 楊程晨 攝 徐泓，現任臺灣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曾任該校代理校長、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主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講座教授兼人文學部部長，2016年始先後在南開大學、廈門大學、浙江大學任職教書。徐泓專註明清社會史研究，在明清鹽業、社會風氣、婚姻與家庭、人口遷徙、城市發展等議題上著作等身，包括《明清社會史論集》《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明代的私鹽》《明北京行部考》《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他還曾任「中國明代研究學會」理事長，在臺灣發起明代典籍研讀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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