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三部門聯合發布高溫健康風險預警
2025-11-11 05:14 9,612次浏览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大力推進理論探索和創新，以全新的視野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經濟工作是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經濟工作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重大任務。習近平經濟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在經濟領域的集中體現。習近平經濟思想在內涵上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外延上借鑑和超越了西方經濟學，是立足國情、放眼世界、引領未來的科學理論，為我們準確把握經濟社會發展規律、推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提供了科學指引。作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權威教材，《習近平經濟文選》第一卷收入習近平總書記2012年11月至2024年12月期間關於經濟建設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為做好新時代經濟工作指明了正確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習近平經濟思想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立黨立國、興黨興國的根本指導思想，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是一個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篤行真理的過程。習近平總書記在《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中指出：「馬克思、恩格斯根據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批判繼承歷史上經濟學特別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思想成果，通過對人類經濟活動的深入研究，創立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揭示了人類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運動規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恩格斯指出，無產階級政黨的「全部理論來自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列寧把政治經濟學視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最深刻、最全面、最詳盡的證明和運用」。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習、研究、運用。毛澤東同志先後4次集中研讀《資本論》，多次主持專題研討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鄧小平同志評價《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說：「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 習近平經濟思想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基於改革開放後特別是新時代以來的偉大實踐，原創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深刻回答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沒有講過、我們的前人從未遇到過的許多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 這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發展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生產力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也是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傳統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生產關係，雖然其在研究生產關係時也必然要聯繫生產力和上層建築，但並未在經濟學意義上建立起關於生產力的完整理論體系。應當看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如果只限於生產關係，而不進入生產力領域，會使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範圍和領域越來越窄，對中國經濟的解釋能力及指導作用越來越小。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結合新的時代要求構建新的生產力理論。 早在1997年，習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時，就在《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時代意義》中指出：「文章中所闡述的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始終閃爍著真理的光輝，在近一個半世紀中，一直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認識、改造世界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重要思想武器。當然，由於受歷史條件的局限，馬克思對社會發展特別是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基本原理不可能闡述得盡善盡美，我們當前所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革正在對此進行補充和完善」「馬克思在研究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時，雖然始終認為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但在考察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時，重點是放在生產關係方面的」。 在這篇文章中，他進一步指出我國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的偉大實踐「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特別是對《序言》中所揭示的一些基本原理有了一定程度的突破和創新」。其中，對生產關係要適應生產力發展原理的認識的新突破主要表現在3個方面：一是對生產力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認識；二是對生產力內在構成與發展重點的認識有了新突破；三是對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內在結構與變化的認識有了新突破。 《習近平經濟文選》第一卷中的多篇文章結合新時代的創新實踐，對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出概括，尤其是對構建新的生產力理論作出深刻論述。比如，《依法規範和引導我國資本健康發展，發揮資本作為重要生產要素的積極作用》指出：「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理論研究，用科學理論指導實踐，促進各類資本良性發展、共同發展，發揮其發展生產力、創造社會財富、增進人民福祉的作用」；《什麼是新質生產力，如何發展新質生產力》對新時代的新質生產力發展實踐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係進行了總結概括，強調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中國式現代化要靠科技現代化作支撐》指出：「紮實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助力發展新質生產力」；《確保我國經濟航船乘風破浪、行穩致遠》指出：「必須統籌好培育新動能和更新舊動能的關係，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等等。 新質生產力不是一個機械的靜態概念，也不是幾種具體的產業與特定的技術類型。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新質生產力的重要論述，揭示了先進生產力是如何不斷湧現的。具體來看，產業是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載體，以資本、勞動、土地、數據等生產要素為最小組成元素。在給定人類社會可用的科學知識條件下，一個經濟體的資本、勞動、土地、數據等生產要素稟賦及其結構，內生決定了該經濟體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決定了這些產業所用技術組成的生產結構。生產要素的積累和比較優勢的形成，為開展創新活動提供了條件，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和生產力發展，進而推動生產關係變革、上層建築完善，以及整個社會發展進步。同時需要看到，隨著社會發展進步，一個經濟體可用的科學知識是可變的。當給定的可用的科學知識所蘊含的生產力被生產結構充分利用的同時，也需要投入資本、勞動、土地、數據等生產要素，以進行科學知識的研究和探索。這將拓展科學知識範圍、深化對科學技術的認識。這一過程進一步為生產結構升級、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新的可能性邊界。 總之，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新質生產力的重要論述，對傳統政治經濟學只討論在給定生產力邊界條件下調整生產關係來釋放生產力，而不討論如何推動生產力邊界拓展的理論局限進行了突破與創新，在學理上形成了能夠對包括產業和技術結構、基礎設施結構、制度結構等如何決定一個經濟體生產力發展進行解釋的理論體系，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時代化的重大理論創新成果。 習近平經濟思想緊扣我國發展階段，彰顯經濟制度的中國特色 習近平總書記在《長期堅持、不斷豐富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中指出，這一思想是「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理論結晶，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性概括，是黨和國家十分寶貴的精神財富」。習近平經濟思想深深紮根於我國國情沃土，緊扣我國發展階段，既回應了我國發展的現實問題，又貢獻了人類實現現代化的新方案，彰顯經濟學的中國特色，必須長期堅持、不斷豐富發展。 緊扣我國發展階段。發展社會主義是一個長期歷史過程，而且是需要劃分為不同歷史階段的過程。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偉大實踐，基於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深刻把握。西方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形成於發展較為成熟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難以解釋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實踐，更無法為我國改革發展提供指導。 比如，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是線性推進的，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從工業文明到數字文明的轉型依次展開。西方經濟學中的「工業化理論」「城市化模型」等，都是基於單一階段的經驗總結。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呈現出「時空壓縮」特徵：在短短幾十年內，既要完成發達國家幾百年的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又要同步推進數位化、綠色化轉型；既要解決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中的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又要應對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過渡中的環境約束問題；既要補齊傳統產業的「短板」，又要搶佔新興產業發展的「先機」。這種多重轉型疊加的特殊階段，使中國面臨的發展任務遠比西方單一階段複雜。西方經濟學無法應對中國「多階段任務同步推進」的現實挑戰。 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紮實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並把高質量發展的要求貫穿新型工業化全過程、注重在推進新型工業化的同時加快經濟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等，打破了西方「先汙染後治理」「先工業化後信息化」的線性教條，走出了跨越式發展道路。 又如，西方經濟學的許多理論是建立在中小規模國家發展經驗基礎上的，往往忽視國家規模對經濟發展的深刻影響。我國作為一個擁有14億多人口的超大規模國家，人口總量超過現有發達國家人口總和，要實現的任何人均指標，乘以14億多，都將成為巨大挑戰。比如，隨著我國糧食需求剛性增長，端牢中國飯碗的壓力仍然較大；隨著人口結構變化，創造新增就業崗位必須付出更大努力；等等。這種超大規模難題，在西方經濟學理論庫中找不到答案。 習近平經濟思想立足發揮我國規模優勢，提出一系列原創性思想：立足超大規模國內市場構建新發展格局，通過建立起擴大內需的有效制度，釋放內需潛力，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加強需求側管理，擴大居民消費，提升消費層次，使建設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成為一個可持續的歷史過程；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優勢，在重大工程、核心技術攻關領域實現突破；發揮各地區比較優勢，促進各類要素合理流動和高效集聚，增強創新發展動力，加快構建高質量發展的動力系統，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等等。這些實踐突破了西方「小政府、大市場」的治理教條，展現出大國治理智慧。西方經濟學無法理解這種「大國發展邏輯」，更無法提供應對超大規模難題的方案。 再如，西方經濟學在解釋制度變遷時，要麼主張市場自發秩序，要麼推崇「休克療法」式激進改革。這些都無法對我國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性轉變作出科學解釋。在實踐中，一些國家照搬西方「休克療法」陷入困境，教訓十分深刻。 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必須把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結合起來、必須在法治軌道上推進改革、必須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等，指引我國成功續寫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蹟」新篇章，避免了完善體制機制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社會風險。 彰顯經濟制度的中國特色。經濟制度是經濟關係在制度上的反映，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我國生產關係在制度上的體現。我國改革開放特別是新時代以來創造的發展奇蹟，源於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自我完善與發展。這一奇蹟的密碼，在於對經濟制度的中國特色的深刻把握、堅持與發展。習近平經濟思想在守正創新的基礎上，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彰顯了經濟制度的中國特色。 經濟制度的中國特色，體現在所有制結構上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我們國家這麼大、人口這麼多，又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把經濟社會發展搞上去，就要各方面齊心協力來幹，眾人拾柴火焰高；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等等。 在實踐中，我國推動形成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相輔相成、共同發展的格局，國有企業在關係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發揮「壓艙石」作用，在重大戰略實施、公共服務提供中承擔主體責任；民營企業在創新創造、吸納就業、活躍市場等方面展現出強大活力，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從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增強國有資本控制力到減稅降費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從混合所有制改革促進不同所有制資本交叉持股到出臺實施民營經濟促進法，這些創造性實踐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打破了西方經濟學中「公有制與市場經濟對立」的教條，也打破了西方經濟學將公有制視為「效率低下」甚至將其排除在市場經濟的理論框架之外的誤區。在應對重大風險挑戰時，這種多元所有制結構的優勢尤為顯著。國有企業在疫情防控、搶險救災中衝鋒在前，民營企業在穩定產業鏈、保障民生供給中積極作為，形成了共克時艱的強大合力，這是西方私有制主導的經濟制度難以實現的制度效能。 經濟制度的中國特色，體現在資源配置上是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形成了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的獨特的資源配置機制，既避免了市場失靈的弊端，又克服了政府干預的低效。這種機制創新在實踐中展現出強大生命力。在微觀層面，通過深化價格改革、推動要素市場化配置等舉措，讓市場信號引導資源流向高效領域，激發各類經營主體活力；在中觀層面，通過產業政策、區域政策的精準引導，推動產業升級和區域協調發展；在宏觀層面，通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防範系統性風險，保持經濟穩定運行。 從發揮國家發展規劃戰略導向作用到強化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維護市場秩序，從設立科創板支持科技創新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補齊發展短板，這些開創性實踐打破了西方經濟學中長期存在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與「政府干預理論」二元對立和「市場與政府非此即彼」的思維定式，解決了西方經濟學未能解決的市場效率與政府作用的兼容問題。特別是在打贏脫貧攻堅戰中，我們統籌發揮政府和市場作用，既通過政府主導的精準扶貧方略增強脫貧攻堅的針對性，又通過市場機制激發貧困地區的內生動力，提升脫貧攻堅的整體效能，確保脫貧質量，最終實現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的奇蹟，這是西方單一的資源配置方式無法達成的發展成就。 經濟制度的中國特色，體現在發展目標的價值取向上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習近平經濟思想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以人民至上為根本立場，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為人民謀幸福的著力點，強調加強基礎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設，體現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內在要求。而誕生於資本主義私有制土壤的西方經濟學，無論是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還是新自由主義的「產權明晰」理論，都服務於維護私有制絕對主導的制度邏輯，其理念滲透著「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難以解決發展中的公平問題，導致許多西方國家陷入「貧富分化」的困境。反觀我國經濟發展實踐，從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並同時強調先富帶後富、幫後富的實踐路逕到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體系，從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到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從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到完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我國始終將正確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係作為制度完善的重要方向，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同時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教育體系、社會保障體系、醫療衛生體系，打破了西方經濟學「效率與公平不可兼得」的斷言，讓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共同富裕不斷取得新成效，成為我國經濟制度價值優勢的集中體現。 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到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歷史性跨越，充分證明了經濟制度的中國特色決定了理論指導的獨特性。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不是否定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分，而是要打破教條束縛，從中國經濟制度的實際出發總結規律、創新理論。 習近平經濟思想既紮根於中國制度土壤，又回應了人類對更好發展制度的探索，為世界經濟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 習近平經濟思想引領以高質量發展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經濟思想引領下，我國經濟實力實現歷史性躍升，國內生產總值連上新臺階，2024年超過130萬億元，穩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2012年的6300美元上升到2024年的超過1.3萬美元，接近高收入國家門檻，為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這一過程中，習近平總書記堅持問題導向，聚焦我國經濟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形成了與時俱進的方法論體系。例如，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中指出「堅持把國家和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在《關於構建新發展格局》中指出「著力構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產業鏈供應鏈」，在《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中強調「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等等，為我們在複雜多變的國內外形勢下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了科學指引。 習近平經濟思想為推動高質量發展指明了清晰的路徑和方法。作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高質量發展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是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國在激烈國際競爭中贏得戰略主動的關鍵所在。習近平經濟思想以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內容，為推動高質量發展指明了清晰的路徑和方法。 在創新發展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突出位置，強調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實現高質量發展要靠科技創新培育新動能。我國持續加大科技研發投入，2024年研發經費投入強度達到2.68%，科技創新能力不斷提升；重大科技創新成果競相湧現，「嫦娥」奔月、「天問一號」火星探測、「奮鬥者」號全海深載人潛水器等取得突破性成果，5G通信、高鐵、特高壓輸電等技術達到世界領先水平；企業創新主體地位不斷強化，高新技術企業數量快速增長，創新型企業集群加速形成。 在協調發展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注重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我國大力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農業農村現代化取得重要進展，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水平不斷提高，農村人居環境明顯改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縮小；深入推進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加強區域合作與協同發展，推動東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區域發展的協調性和平衡性不斷增強。 在綠色發展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要求協同推進降碳、減汙、擴綠、增長。我國堅定不移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之路，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持續優化能源結構，清潔能源消費佔比不斷提高，煤炭消費比重持續下降；持續改善生態環境質量，空氣品質優良天數比例穩步提升，地表水水質總體良好，森林覆蓋率不斷提高；推動綠色產業蓬勃發展，節能環保、新能源、生態修復等領域成為經濟增長新亮點。 在開放發展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倡導推動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體系，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完善。我國積極拓展對外經貿合作，與世界各國的貿易往來更加密切，貿易結構不斷優化，貿易夥伴多元化格局進一步鞏固，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持續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吸引外資規模不斷擴大，外資利用質量和水平顯著提高；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推動多邊貿易體制改革和完善，堅定維護自由貿易。 在共享發展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我國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同時，不斷加大民生領域投入，教育、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水平不斷提高，就業規模持續擴大，就業質量穩步提升，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斷增強。 習近平經濟思想為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徵，更有基於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是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康莊大道。作為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科學應對重大風險挑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銳利思想武器，習近平經濟思想為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我國現有人口和勞動力規模足夠龐大，人口綜合紅利仍然具有明顯優勢，要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打造高素質人力資源，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我國把「投資於物」同「投資於人」緊密結合起來，建立健全覆蓋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務體系；持續加大教育投入，發展現代職業教育，推進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培養造就了大批高素質人才，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撐；同時，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完善養老服務體系，發展銀髮經濟，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在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強調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我國不斷完善收入分配製度，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並提高精準性，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促進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合理；同時，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既要物質財富極大豐富，也要精神財富極大豐富、在思想文化上自信自強，要促進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協調、相互促進，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我國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大力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提高全社會文明程度，豐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 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生態環境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為建設美麗中國提供了思想指引和實踐路徑。我國堅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的方針，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和修復，堅定不移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建設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美麗家園。 在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我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推動多邊合作，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重要貢獻。在國際經濟合作中，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實現與共建國家互利共贏、共同發展。 習近平經濟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時代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和理論升華。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依然面臨不少風險挑戰，我們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經濟思想，利用好發展機遇、潛力和優勢，鞏固拓展經濟回升向好勢頭，不斷推動高質量發展取得新成效，紮實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奮鬥。 (本文系全國政協辦公廳「習近平經濟思想理論研究」課題成果) 林毅夫 《 人民日報 》( 2025年08月12日 09 版)
8月12日晚，第十二屆上海書展·上海國際文學周的主論壇在雷士德工學院舉行。雷士德工學院地處北外灘，這一帶曾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群星璀璨之地，左聯作家在這裡掀起中國現當代文學創作的熱潮，影響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的方向。在這個承載著中國文學史記憶、見證了中外國際文化交流史的特殊地理空間，今年的文學周主論壇圍繞「流變與轉化中的古典」展開，形成經典與當代、歷史與現實的文學復調。愛爾蘭都柏林喬伊斯中心主任達裡娜・加拉格爾、瑞典作家派屈克·斯文松，馬來西亞作家戴小華、林雪虹，美國作家馬丁·普克納、張明皚，英國作家艾禮凱，韓國學者薛熹禎，韓國作家金草葉、千先蘭，德國翻譯家李棟，中國作家孫顒、郭爽、程婧波、張秋子，翻譯家餘中先、戴從容、黃雪媛等輪流演講。論壇主持人、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方笑一引用《說文解字》的釋義，「經」即「編織」，這呼應著達裡娜・加拉格爾的說法：經典的本質是從過去通向未來的「光明之織」，隨時吸收來自當代作者的新聲。誰能想到，卡夫卡曾讀過《聊齋志異》，《消失的地平線》靈感來自《桃花源記》，正如馬來西亞作家林雪虹的感慨：經典讓不同時空的「異鄉人」在故事中指認彼此。古典不古，經典並不凝固作家孫顒因為個人經歷格外感慨，70年前，幼年的他生活在東長治路，如今重回童年故地，長街物是人非，雷士德工學院建築依舊，在「變亦不變」的環境裡，「流變與轉化中的古典」這個主題對他而言是切身的生命體驗。他明確地提出「古典不古」的觀點，回顧《荷馬史詩》誕生於3000年前，《詩經》同樣有3000年歷史，無論西方東方，整個世界經歷滄海桑田的變化，在全面數位化的當代社會，印刷術面臨被淘汰。全世界的年輕人除了應付進入教科書的內容，多數人不會主動閱讀《荷馬史詩》或《詩經》這些遙遠的詩篇。但古典寶藏並沒有在當代社會中喪失它們存在的意義。因為在變遷的時代、技術和社會生活中，文學的硬核之心沒有變化，古典作品觀察和表達的人性，並沒有在3000年中發生本質變化。西方的遊吟詩人吟誦的人類的貪婪、掠奪和暴力，依然能在今天看到；中國民間歌詠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今天依然在上演。人類社會的發展摧枯拉朽，技術變革翻天覆地，然而人的欲望和需求沒有變化，所以，古典作品依然能夠滋養著現代人的精神。這也是古典帶給當代的啟示，一切文學創作能否流傳的關鍵在於對人性入木三分的刻畫。達裡娜同樣在發言中談到《荷馬史詩》，她平行對照了荷馬和喬伊斯的寫作，後者的《尤利西斯》正是對《奧德賽》的再創造。喬伊斯創造了布魯姆在1904年6月16日漫遊於都柏林，這是在20世紀愛爾蘭的背景下，創造性地改寫奧德修斯的歷險。喬伊斯不是第一個改寫荷馬史詩的人，更不是最後一個，經典的生命力在於不斷演化，經歷一代又一代作家的重述，每次重寫和改寫都是經典的新生，歷代讀者的閱讀體驗也是在不斷更新的。事實上，喬伊斯的研究者發現，他寫作《尤利西斯》的靈感來自童年閱讀《尤利西斯歷險記》，那是一部英語翻譯、簡寫的兒童文學讀物。所以，古典不是靜態的被膜拜之物，它是在時代變遷中不斷被豐富的、從過去通向未來的「光明之織」，對歷代的寫作者而言，經典是能夠不斷汲取靈感的源頭，也是一部隨時能把自己的聲音置入其中的發展中的作品。翻譯家餘中先進一步強調「經典並不凝固」的觀點。他分享了自己閱讀加繆的體驗：初讀《鼠疫》和《局外人》，他震驚於人類群體的不理性和荒謬；再度閱讀時，體會到加繆想要表達的「集體抗爭中的人性溫度」，也從中重建對人性的信心；到第三、四次重讀這兩部作品，他試著把兩部獨立的作品納入「加繆寫作」的完整系統，體會加繆在創作中的變化，作家對沉默和行動有了不同的理解，以及不同的書寫態度；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思考加繆的文學創作與他所身處的法國當代哲學語境之間的張力。餘中先總結，閱讀經典意味著一場對話的起點，經典是一扇等待被打開的門，推門而入，但門後並沒有終點和標準答案。無論身份是作者、譯者或讀者，哪怕帶著疑惑和不解，「只要進門，就參與了經典的再創造。」變形的孩子在故事中指認彼此美國作家馬丁·普克納堅持跨文化思維的寫作，他在新作《文化的故事》裡，回顧從歐洲巖畫到韓國女團的人類文化變遷。對於「流變與轉化中的古典」這個主題，他認為「經典」不僅意味著時間軸上的傳承和演變，更值得關心空間層面的「流變與轉化」，也即經典在跨文化語境下的挪用和共享。他認為，當代社會陷於「文化戰爭」焦慮的大環境，上海國際文學周創造了促成文明交流的場所。把文化視為特定區域、特定族群的「財產」，這種強烈的「文化歸屬地」理念固然能珍惜和捍衛文化遺產，但他推崇另一種更開放的文化觀——它不是被佔有、被壟斷的資源和私產，文化是不同文明和文化相遇後的交集。他一直被玄奘的故事吸引，這位中國高僧旅居印度16年，把佛經手稿帶回長安，據說，在他離開印度前，當被問起一生的信念是什麼，他提起童年受到的儒學啟蒙。他既是旅者也是譯者，最終成為佛學大家，是因為「儒」和「釋」在他的生命經驗中融合。普克納因玄奘的故事堅信，經典因跨文化、跨地域、不斷跨越壁壘而獲得持續的生命力，文化的借鑑、共享以及和合共生，非但不是自卑和軟弱的表現，反而是力量的象徵。作家郭爽分享了她的閱讀經驗，與普克納的觀點形成共鳴。郭爽提到她青年時期讀到兩則刻骨銘心的「變形記」故事。其一來自蒲松齡的《聊齋志異》，講述一個青年變成蟋蟀，在皇宮鬥蟋蟀比賽中戰無不勝，奇異地改變了他家人的貧苦命運。另一部是卡夫卡的《變形記》，格裡高利變成甲蟲並被冷酷的家人拋棄。後來郭爽震驚地得知卡夫卡讀過《聊齋志異》，這讓郭爽既意外又感到釋懷，想到卡夫卡從無望的工作經歷中寫出絕望的《變形記》，「也許在他讀到《聊齋》時，蒲松齡的故事部分地化解了他的孤獨。經典的流變意味著，世間所有變形的孩子，終能藐視世俗規則，在語言和想像的世界裡飛翔。」英國作家艾禮凱用一口字正腔圓的中文分享了又一則「經典跨越時空存續」的故事。2020年初，定居北京7年的他在節奏飛快的大城市裡深感疲憊，為此決定旅居大理。他回憶，火車飛馳在西南高原，穿山越谷，當火車從最後一個長長的隧道裡穿行而出，他豁然看到洱海在眼前鋪展，那一瞬間，他體會到漁夫進入「桃花源」的震撼，陶淵明的文字在他身上具象化了。他在大理古城租下一棟老舊的木屋，儘管他很快意識到旅遊業發達的大理並非他想像的世外桃源，但是在放慢的生活節奏中，他找回內心的平靜並決定寫作分享他的大理日常，這就是後來出版的《大理一年》。大理距離香格裡拉4小時車程，艾禮凱試圖在「大理」和「桃花源」、他本人和陶淵明之間建立起文學聯繫時，他發現他的同胞、《消失的地平線》作者詹姆斯·希爾頓早一步做到了，希爾頓視陶淵明為文學偶像，《消失的地平線》不僅來自作者的親身經歷，創作靈感更源於《桃花源記》。艾禮凱說到，《消失的地平線》有著和《桃花源記》相似的結尾，主人公一旦離開就永遠地失去了那個「理想之地」。他寫完《大理一年》，也從大理搬遷到喧囂的紐約，這不是刻意地在個人生活中模仿經典，而是：「桃花源和香格裡拉在現實中註定是『消失的地平線』，如果在這個世界上存在生活的避難所，那也許只能在寫作中、在文學中尋找和造就，那必然是精神性的存在。」用中文寫作的馬來西亞作家林雪虹認為，不斷轉化的經典給流變的人生提供了錨點。她歷時六年寫作非虛構作品《林門鄭氏》，在文字中悲悼母親不為人知的頑強人生。寫作中途，她重讀《奧德賽》，注意到從前忽略的小角色埃爾佩諾爾，他是奧德修斯行伍裡最年輕的一個，既不勇敢，也不聰明，毫無功績，因為酒醉後一腳踏空，從高處摔落摔死了，他死的時候，夥伴們正急著開拔，忘了安葬他。後來，奧德修斯遊歷冥府，遇到的第一個亡靈就是埃爾佩諾爾，小人物對英雄哭訴：請你在海岸邊為我築墓，讓後來的人們紀念我這個不幸的人。林雪虹回憶，她讀到這段，失聲痛哭，她意識到荷馬寫出了她多年的心結，她通過寫作重構記憶，恰如奧德修斯為被遺忘的亡魂築墓。古典的幽靈頑固地遊蕩在當代創作中，不僅埃爾佩諾爾的「未竟之葬」與她的個人生命經驗產生共振，她同樣在伯格曼的電影《呼喊與細語》裡看到希臘神話《俄耳甫斯與歐律狄刻》的影子，她為此有感而發：「幸而有了經典，穿梭在不同時空中的異鄉人能在這些故事中指認彼此，否則我們的世界該多麼的蒼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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